完全是一个意外发现。我在撰写一篇有关清代的文章时，因查找一些文学意象的运用，在《全唐诗》中竟然集中发现了一批北宋时的作品。

在《全唐诗》(中华书局，1960年4月第一版，1979年8月第二次印刷)第858卷里，竟然有几个十分扎眼的诗题:《徽宗斋会》《七夕》小注:“宋元丰中，吕惠卿守单州天庆观”；《赠滕宗谅》《宋朝张天觉为相之日，有褴褛道人及门求施，公不知礼敬，因戏问道人有何仙术?答以能捏土为香。公请试为之，须臾烟罢，道人不见，但留诗于案上云》；《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过湖州，东林沈山用石榴皮写绝句于壁，自号回山人》。

(资料图)

诗题中的北宋元素扑面而来，或鲜明地标注北宋的朝代名称，如“宋”“宋朝”，或明确使用北宋年号，如“熙宁”“元丰”，均为宋神宗时的年号，还有多处提及北宋时的名人，如“徽宗”，为北宋第八位皇帝，中国著名的书画才子，以瘦金书与花鸟画闻名于世，他也是北宋政权灭亡的始作俑者，其决策直接导致了“靖康之变”；滕宗谅，即滕子京，北宋官员，范仲淹的好友，晚年因重修岳阳楼而引出范仲淹的千古名作《岳阳楼记》；吕惠卿，北宋官员，参与王安石变法，神宗时曾为相；张天觉，即张商英，北宋官员，曾追随王安石变法，徽宗时为相。

在我有限的历史视野里，如此鲜明的北宋符号，甚至以诗题示之，这些作品何以就被公然地收入《全唐诗》?

开始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以为电子书并非扫描版本，排印有误。从书橱中取出许久不曾翻阅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《全唐诗》，翻到第858卷，内容也是如此。这说明，把这些北宋诗作收进《全唐诗》，并非版本有误，大概《全唐诗》在编纂时就是如此。

本卷作品以吕岩为主，在其《七夕》题下有二绝，其中之一，句后有注:“野人本是天台客(宾字)，石桥南畔有旧宅(石桥者，洞也)。父子生来有两口(吕也)，多好歌笙不好拍(吟也)。”这首诗隐晦地透露了诗人的姓名，即吕洞宾。

《全唐诗》系清康熙年间由彭定球等人奉旨编定，距唐末至少已800年。虽然编者把这些诗作的著作权明确派给了吕洞宾，但由于古人诗作的发表载体大多是井栏村壁、庙墙酒肆，加之历史上战乱频仍、水火兵虫，这些作品散佚与错植，以致张冠李戴、移宋入唐，似乎很难避免。

在吕岩涉及北宋的名物中，诗中语言及意象多神仙玄怪，但《赠滕宗谅》一诗却体现了他与滕子京的现实交往:“华州回道人，来到岳阳城。别我游何处，秋空一剑横。”“回道人”是其自称。据诗中所述，他至少在滕子京任内曾与之在岳阳相聚，当与范仲淹创作《岳阳楼记》之时相去不远，时在宋仁宗庆历年间。他的“宋朝张天觉为相之日”云:“捏土为香事有因，世间宜假不宜真。皇朝宰相张天觉，天下云游吕洞宾。”诗中两个人物的职业、姓名、形象很清晰，一为张天觉，一为吕洞宾。而张天觉为相之时，已是宋徽宗大观年间。两首诗的创作，在时间上相隔一个甲子。

《全唐诗》将这些诗的作者确定为吕岩。在古籍中，吕岩也写作吕喦或吕巖，与吕洞宾是同一人。关于吕洞宾，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有两条记载，一条曰“吕洞宾传神仙之法”，内称:“吕洞宾尝自传，岳州有石刻，云:‘吾乃京兆人，唐末，累举进士不第。’”另一条则确认“吕洞宾，唐末人”，也称引自吕洞宾自传:“‘关右人，咸通初举进士不第。值巢贼为梗，携家居终南，学老子法’云。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。”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，时值黄巢作乱，已是衰唐景象。

《能改斋漫录》系南宋笔记，作者吴曾曾党附秦桧，该书问世不久，即遭焚毁。因其记述史实、辨证典故、援引广泛，却为后人所重视。书中对吕洞宾的记载，列在“神仙鬼怪”条目，自然减损其可信度。不过，吕洞宾作为《全唐诗》中的作者，是被作为诗人而非神仙看待的，可参考《辞海》的介绍:吕洞宾(798—?)，俗传八仙之一，名喦(一作岩)，号纯阳子，相传为唐京兆人，一作河中府(今山西永济县)人。唐会昌(841—846)中，两举进士不第，浪游江湖，遇钟离权授以丹诀，时年六十四岁。曾隐居终南山等地修道。后游历各地，自称回道人。……他的神话传说，大概最早起于北宋岳州一带……道教全真道尊为‘北五祖之一’。”

从历代史料与笔记来看，吕洞宾作为唐末人的记述是多数，这也是将其作品收入《全唐诗》的原因。唐末距北宋末年200多年，令人生疑的是，这位唐末诗人竟然创作了多篇有关北宋时的作品。他是怎么做到的?这种时光倒错、乾坤挪移的“神仙之术”，不知是何历史原因导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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